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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株树下读书床——无地不成书斋
何为书斋？是隐逸于山水的一方草堂？还是雕梁画栋的园林建筑？是，抑或不是。千年间，书斋以各种形象出现在不同时代，不同艺术家的绘画中。文人们也将自己对于书斋的理解展现在绘画里，可有这么一批绘画，它们中大都源于古人勤奋读书的典故，画中无堂、无斋，只有主人公对于书的热爱。
反观当代社会，人们生活节奏愈加快速。时间琐碎是一种常态，闲时有书成为了一种奢求。公共图书馆无疑成为人们当代的共享书斋，让这种奢求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便利。本次展览也借此机会，向大家展示中国古代文人是如何舍弃“空间”书斋探讨，转入了心斋的探索之路。
高逸图
作者：孙位
时期：唐代
材质：绢本设色
尺寸：45.2cmx168.7cm
馆藏：上海博物馆
树是林的缩影，魏晋竹林七贤图像程式化后，隐士以树自喻，与树完成了绑定，成为了经常出入中国传统绘画的组合，唐代画家孙位的《高逸图》则是较早记录下这一情况的画作。这幅《高逸图》为《竹林七贤图》残卷，图中所剩四贤。
从右至左，分别是好老庄学说而介然不群的山涛、不修威仪善发谈端的王戎、写《酒德颂》的刘伶、饮酒放浪惯作青白眼的阮藉。四贤的面容、体态、表情各不相同，并以侍童、植物背景作补充，丰富其个性特征。《高逸图》以古物、地垫、树木、假山、侍童完成了中国传统书画中的“隐士"场景的构建，也为后世读书图场景提供了范例。
从图卷中现存款印看，此图最早的收藏者是北宋著名的皇族收藏家李玮，卷首则有 “瘦金书”题“孙位高逸图”五字，一般认为是宋徽宗赵佶手书。画卷上还有数枚宋代内府的收藏印，说明在北宋晚期，此画就移入宣和内府，成为与世隔绝的皇家收藏。
牛角挂书图
作者：胡彦龙
时期：宋代
材质：绢本设色
尺寸：184.8cm×99.4cm
馆藏：弗利尔美术馆
《高逸图》之所以能够北宋官方收录，同样也与官方崇文政策有关。也正因此，许多关于勤奋读书典故的作品随之产生，胡彦龙的《牛角挂书图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“牛角挂书”最早见于《旧唐书•李密传》，该典故描绘了李密骑牛前往缑山访学包恺，挂《汉书》于牛角并于牛“（李密）尝欲寻包恺，乘一黄牛，被以蒲韉，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，一手捉牛靷，一手翻卷书读之。尚书令、越国公杨素见于道，从后按轡蹑。既及，问曰：何处书生，耽学若此？密识越公，乃下牛再拜，自言姓名。又问所读书，答曰：项羽传。越公奇之，与语，大悦，谓其子玄感等曰：吾观李密识度，汝等不及。于是玄感倾心结讬。”
历史上的“牛角挂书”并不能确定主人公便是李密，但“牛角挂书”成为了中国耕读文化中的重要部分，并作为典故激励着历代寒门子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
卖薪诵书图
作者：张舜民
时期：宋代
材质：绢本设色
尺寸：74cm×44cm
“凌晨引斧入山麓，向晚出街来卖薪。书声随担不辍响，孔颜恍惚交形神。”这是明代诗人郑鹏所作《题朱买臣负薪图》中的一段，同时也点名了张舜民画作的中心思想。“买臣负薪”讲的便是汉代人朱买臣靠砍柴卖柴维持生活，经常背负柴薪，读书于道中，直至五十岁才拜为会稽太守。后遂用“买臣负薪”指未遇时劳力贫居的生活。
张舜民，字芸叟，邠州（今陕西彬县）人，是一位在北宋中后期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人。他在文学方面颇为用心，且与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等文学翘楚过从甚密，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；在政治上，他恪尽职守，其正直敢言的性格也受到了旧党魁首司马光的称扬。后因王安石变法牵连，未能平步青云，可见张舜民作此画也是在激励自身。
梅下读书图
作者：夏圭
时期：宋代
材质：绢本墨笔
尺寸：19.5cm×22cm
南宋在北宋灭亡之后，因为自身的软弱妥协，使得半壁江山沦陷。于是，南宋的诗人与画家们运用各种形式丰富了中国的隐逸史。
“渔隐”是一种隐于水的方式，南宋词人刘克庄在他的《木兰画慢·渔父词》中也曾提到:“古来圣贤，多隐于渔”，所以“渔”这种平常的生存方式也被人们赋予了一层深厚的涵义，而“渔父”这种形象被文人当作追求隐逸的典型，画家们通过创作这种“渔父”形象来赋予他们放达、闲适、与世无争的情怀，甚至是对于强权的一种反抗。
表现隐逸的消极内容绘画正是南宋爱国画家激烈情绪的另一面。急切的爱不能实现，便可能产生恨，极端的热情遭受挫败时，便产生了“冷漠”。夏圭的《梅下读书图》正是这样的作品：江边一棵开满梅花的梅树之下，一名垂钓的白衣老者在舟中读书，只剩下对于国仇家恨的“冷漠”。
观梅读书图
作者：李唐（传）
时期：明代
材质：绢本设色
尺寸：22.5cm x 22.4cm
馆藏：弗利尔美术馆
这样的“冷漠”在南宋小品山水中随处可见，南宋李唐《观梅读书图》画面中一棵梅树曲折有势，一高士幽坐梅树下，在此既可以观梅读书，亦可以远眺沉思。
高士捧书观梅，梅花与竹均以曲折的姿态指向主人公。主人公在看什么，是什么让他闲时有书却不能静心观之，是什么样难平之意令其眺望远方，是迟迟不能收复的北方？
此图题签为李唐所做，从笔法看系宗法李唐者，而非李唐真笔。李唐是宋徽宗时画院待诏，高宗时授成忠郎、画院待诏，并赐金带，从此声誉日高。他的作品在南宋画院影响很大，是南宋画院水墨苍劲一派的开拓者。
树下读书图轴
作者：吴伟
时期：明代
材质：绢本设色
尺寸：168cmx105cm
馆藏：故宫博物院藏
明人吴伟的《树下读书图》表现的是传统的隐逸耕读题材，一位中年文士耕牧之余在树下休憩，展卷读书，自得其乐。明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，科举仕途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因此不少文人产生了遁世思想，选择远离官场的闲适生活。吴伟一生两度出入宫廷，对官场和民间都有着深刻的体会，此类题材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。
此作用笔潇洒劲健，多以侧锋运笔，锋芒毕露。画为心迹，格因品殊。吴伟作为一介布衣，终身隐居，潜心绘事，其不浮不躁的心理使得其作品少了一丝浮躁之气，似乎他所创作的绘画作品便是他的精神家园所在。他徜徉其中，似与画中人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
卧游图册（十七开）之秋山读书
作者：沈周
时期：明代
材质：纸本设色
尺寸：27.8×37.3cm
馆藏：北京故宫博物院
沈周的画作却没有吴伟那样的心迹，只是追求悠闲的山居读书之乐。“高木西风落叶时，一襟萧爽坐遥遥。闲披秋水未终卷，心与天游谁得知。”这是明代画家沈周《卧游图册》中《秋山读书图》的题跋。近景绘一土丘，画有松树、枫树。画中一设色高士形象，持卷坐土丘之上，一边读书，一边欣赏秋日山景。
山居读书是明代文人雅士极为推崇的一种生活模式，甚至在文人画家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。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有机会能够结庐于深山，享受世外桃源般的隐逸读书生活。于是，文人们用绘画来精心营造山居读书场景，来得到短暂的心灵栖息与精神诉求。
松下读书图轴
作者：张大千
时期：近现代
材质：纸本设色
尺寸：134cm×68cm
此幅作于1960年，乃大千在其巴西的居所“摩诘山园”中所作，画中一位古装高士在松下展卷阅读，若有所思，不难看出身在异乡的大千对故土的怀念。此作纯以水墨写成，在构图和空间的营造上颇见巧思，右侧松树的枝干粗壮、扭曲，树冠却探出画外，画面上侧一些松枝凭空出现，不知从哪棵树上伸出，在半空中交叉，缤纷乱舞。
树干以淡墨画出，以笔势的走向和留白表现出树干的形貌和纹理，再以重墨率意地点上数笔，以表现树干表面的粗糙质感，细瘦的松枝和松针则以淡墨写出，可见画家重在营造氛围，而非精确的外形。松下的高士以细笔画出，造型准确，衣纹流畅，神态优雅，其飘逸之态与松树的粗率形成对比。款识：庚子四月十四日，大千居士爰摩诘山中写。
读书秋树根图
作者：张大千
时期：近现代
材质：纸本设色
尺寸：145cm×58cm
“秋容自老君方少，昕夕披寻岁月长。不识五车书就日，却须林叶几番黄。”清代诗人姚鼐用一首《读书秋树根图》讲述了“读书秋树根”的典故。这个典故描述的是汉代倪宽用功读书、刻苦学习的故事。倪宽用功读书、刻苦求学的故事。倪宽温良有廉知，善属文，早年家贫租田耕作，往往将书带到田间地头，锄作时口中诵经，间憩时则于树下读书，一心二用，目不旁顾。晋代束晰《读书赋》中有云:“倪宽口诵而芸耨。”
庚信《奉报穷秋寄隐士诗》中有“麦陇带经锄”句用的也是这个典故。倪宽关心百姓疾苦，主张缓收租税，减轻农民负担。时逢武帝对外用兵征收钱粮，倪宽所辖京师，租收拖欠甚多，倪宽应有免职之罪。百姓听说后，恐倪宽免官，互相传告，争交粮租，不几天就交齐了。此事，武帝深为惊奇。倪宽也因精通经学为汉武帝所赏识，元鼎四年，擢升左内史，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。在任期间，他首倡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六辅渠，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发展。张大千的画作便是根据此典故创作，落款：己卯十一月，仿赵承旨笔，写似祥琴仁兄方家正之。蜀郡张大千。钤印：张爰之印、大千。
摹古山水太白读书图
作者：王翚
时期：清代
材质：纸本设色
尺寸：51cm×70cm
明末清初，石涛提出了“一画”，所谓“一画”就是为了解决百年来绘画是师古人还是师造化的问题。王翚仿佛在这幅画中也给出了自身的答案，师古人不可丢，师造化亦是。就如同我们处理读书与琐碎的生活一样。
王翚是职业画家，所以他的早期作品以摹古图为主，但这幅《摹古山水太白读书图》却不似。在中国山水画中，很少有画作近景为云蔼。云蔼遮住了来时的山径，唯一可见是高山层峦，还有一条通向悬崖之上凉亭的小路。
主人公坐于凉亭之中，不知是在观摩自然造化，还是在悠闲读书。远处的云蔼瞒过层层山峦，这使得整幅画都充满着神秘性。
结语
“斯是陋室”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古代书斋的绘画呈现，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书斋文化的一个梳理。从原始先民的结绳记事开始，我们便一直尝试用一种形式将知识与历史进行传递，数千年的抉择，最终是书籍承担了这一巨任。而书斋的出现标志着守护书籍的环境与文人阶层的稳定形成，同时促成了中国文化下独一无二的书斋文化的形成。
中国的书斋文化囊括了器物、山水、宗教等多种元素，文人们通常通过书斋名来表达自身对于书斋以及自身的认知。而这种认知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创作之中，魏晋隐逸之风与儒家的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念同时融合在了一起。于是，对于书斋的奢求成为了文人画表现的热点，这也是此次展览能够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的重要原因。
中国的书斋文化，其实从古代开始便从已有的空间形式转变为了一种精神形式，重要的不再是“书斋”的陈设经营，而是人们对于书籍的热爱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。
Artlib，2022-04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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